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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造民间三国历史记忆的重要外力

虽然自古以来，三国文化都是中国最流行的民间文化，为民间文学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民间津津乐道的话题。但是就历史意义和历史重要性而言，三国的历史重要性远远小于民间文学制造的庞大声势。碳宝包app1.0.1 安卓版

三国时代有那么重要吗

本文的核心论点为：三国这样一个时代，相比于先秦时代的百家争鸣，秦汉时代的统一与扩张，盛唐的博大和开化包容，两宋文化的登峰造极，三国的历史重要性和历史意义实在是不值得一提，对于后代的历史贡献基本上是负值。

内战带来的是实力损耗

将一流的谋臣猛将用于同宗残杀，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最后给外族以可乘之机，导致了神州陆沉。实在是可悲可叹。

而从传播学的角度看，三国文化的传播和蜀汉正统论的传播，其实很能反映民族历史和民族心态问题。

1.《三国演义》中失语的他者-----内迁的北方外族

将《三国演义》对比《后汉书》，《三国志》，《汉晋春秋》等正史，便不难发现，正是这些不在场的“他者”，极大影响到了汉民族记忆中三国图景的形成。

在短暂的西晋时代，官方的意识形态以曹魏为正统，因为西晋是曹魏禅让才得以上位的，如果否认曹魏的合法性，就等于否认自己的合法性；但是在蜀汉的意识形态中，曹魏是以权臣篡汉的方式上台，所以蜀汉的政治口号与最高目标就是“兴复汉室，还于旧都”。中国人重视名分，“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但对于名分的取舍，受到了很多外部因素的影响没，其中的重要因素就是他者，相对于汉族而言的外族。

三国之前的整个东汉时代，北中国见证了汉族人口减少，边防疲软，北方各游牧民族不断内迁，渗透的过程。在东汉时代，由于东汉是以关东豪族为依托建立的王朝，他们的政治中心，军事中心迁移到了洛阳，与豪族的统治中心高度重合，最后汉末的分裂割据就是豪族势力在地方上做大做强，中央朝廷陷于内戚和宦官内斗，而黄巾起义只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割据能力和离心力极强的地方豪族构成了证券的主体，相比于劳民伤财财的域外远征，也许守住自己的庄园和坞堡，控制住自己手里的流亡人口更加现实。

所以这限制了东汉的对外扩张动力和远征精神，在西域西汉的远征和维系驻军的策略，变成了东汉班超式的小分队作战，通过争取盟友，改变敌我力量对比的形式作战；面对北匈奴，东汉的整体防线呈现出向南退缩的态势。其实石勒燕然的战斗也是在很多民族的辅助部队的合作下才得以完成的，而北匈奴空出的势力真空，最后被南匈奴和鲜卑填补起来。

羌胡骑兵

到了东汉中叶，西河，朔方，五原，云中，定襄等边郡的人口，仅有西汉末年的10%，凉州地区先后三次险些遭到东汉朝廷的放弃；除了北方的南匈奴和后来崛起的鲜卑，在西线战场上，东汉140年的时间里与羌人交战68次，平均每两年就有一次战斗。长期战斗的结果是导致了和中央离心离德，桀骜不驯，叛逆心理极强的羌胡化凉州豪杰，董卓，韩遂，马超就他们的代表。

凉州

比如在公元140年，这一年边境局势极度恶化：南匈奴左部句龙王吾斯、车纽等人叛汉，率三千余名骑兵攻略西河郡，又招引南匈奴右贤王，合兵七、八千骑围攻美稷，杀朔方郡，代郡长史；与此同时，在凉州地区，且冻、付难诸羌叛乱，攻略金城郡，又与杂种羌、胡合兵攻略长安附近地区，顺帝以马贤为征西将军，率左、右羽林、五校士及诸州郡兵十万人屯汉阳郡，次年春天，征西将军马贤率骑兵五、六千人进击且冻羌，但是在射姑山大败于羌，马贤和其二子皆战死，汉朝被迫将北地郡和西河郡等郡县的治所南迁。

羌人是那个年代比较重要的力量

到了三国的曹魏时代，内徙的胡族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五分之一左右，该情况一直延续到了西晋。汉末三国的混战，导致了汉地的人口由东汉鼎盛时代的6000万，下跌到了三国时代的约2224-2362万（葛建雄，《中国人口史》）。在这一过程中，曹操对于南匈奴采用的是强征为兵，分而治之的策略，他把南匈奴一分为五，将单于扣押在邺城，让左贤王和右贤王相互牵制，然后强行征调匈奴青年为兵作战；对于桀骜不驯的羌人，则予以血腥镇压。

而蜀汉政权也是大量使用羌戎部队。刘备在早年发家时，手下指挥的就是流民和匈奴与乌桓的杂牌骑兵；入川之后，继承了之前四川外来政权----刘璋政权的传统，借用东州士和东州兵，以及羌胡兵对抗侵略。而刘邦刘备在自称汉朝正统之后，在益州也是恢复了汉代的属国体系，将不同的外族部落分封为属国。所以蜀汉能征调的，除了马超带来的羌人，还有河西地区响应蜀汉的秦胡，月氏等部族，在云贵高原上还有羌氐系的叟夷，在巴郡还有古代巴人的后裔，土家族的重要来源，板楯蛮。

诸葛亮北伐有大量外族部队参与

这些人为蜀汉提供了皮革，金银，牛马，漆等战略物资以及青衣羌组成的无当飞军，板楯蛮组成的皮甲军，射猎官等精锐部队。就连刘备的精锐部队白牦兵，被称为西方上兵，有可能是出自牦牛羌的精锐部队；而东吴从攻打山越那里获得了不少额外的人口和兵力，东吴近半的军队，以及十分精锐的丹阳兵，解烦兵都是外族战士。

在大量外族进入中原的同时，伴随着的是中原的军事技术，比如对游牧民族有威胁的弩箭和铠甲技术的外流，他们得以窥探中原王朝的虚实，进而生出巨大的觊觎之心。这些少数民族最终入主中原，引发了著名的“五胡乱华”。汉族的晋政权退到了长江淮河以南的地带。

中国与罗马同步进入了三世纪危机

而《三国演义》对于这条潜伏的历史暗线是缺乏应有描述的，整个世界观完全是以中国九州为舞台展开的。如果以远方的镜子，罗马帝国来看汉朝，这时的中国，也是在蛮族入侵的前夜：被汉朝称为“大秦”：相貌长大平正，有类中国之人，故域外谓之大秦；而叙利亚地区的希腊作家巴德萨那，也将中国视为完美道德统治的典范：“在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度里，人们看不到寺庙，看不到妓女和通奸者，看不到逍遥法外的盗贼，看不到杀人犯和受害者。赛里斯人每时每刻都在生育。”两大帝国虽然远隔万里，但是却在互相欣赏。

而从文明史的宏观角度看，此时的中国对应的大致是罗马帝国的3世纪危机，农耕文明衰败，内战连绵，蛮族入侵，帝国的秩序处于重新整合的状态。与之类似的是，后来罗马帝国在公元395年东西分裂，而中国出现东晋南渡，南北对峙的局面。三国所在的短暂百年，仅仅是游牧民族对亚欧大陆内部的周期性入侵的间隙，汉族进行的惨烈厮杀。

陈寅恪对于三国历史有过精确的论断

而三国的时代核心精神，是以刘备，曹操，诸葛亮建立的法家式寒族政权，努力的进行集权努力，对抗地方豪族代表的分裂型地方秩序，但是最后告以失败。曹魏的九品中正制意味着曹魏对于中原世族的赎买，换区了他们对于曹魏代汉的舆论支持，最后的结果就是司马家族代魏；作为外族空降政权，蜀汉刘备带来的元从集团，逐渐被荆州集团和益州集团的士大夫取代。《蜀书》的目录中可以看到，元从集团主要分布在蜀书的头部目录，后面的主要是益州本地士人和降将降臣。而且在本地士人中，持有投降论者不在少数。

这样一个时代，相比于先秦时代的百家争鸣，秦汉时代的统一与扩张，盛唐的博大和开化包容，两宋文化的登峰造极，三国的历史重要性和历史意义实在是不值得一提，对于后代的历史贡献基本上是负值。

三国的本质是自相残杀

而且各国君主将最善战的兵将，将一流的谋臣武士用于自相残杀，最后给各路外族以可乘之机，“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不知道这样的时代，对于后世有何历史贡献。

五胡乱华

只是在后世文人编纂历史小说时，三国演义的主角是从没落皇族到帝王，主线是天下三分到天下一统，分裂局面不是二元对立，而是三足鼎立，所以割据局面有了一定的稳定性，但又比二元对立多了一些三边互动。三国的3，又暗合了中国文化里对于三的崇拜与尊敬，“三甲”，“三才”，“三合”，“三尊”，“三皇”，所以变得有利于传播。对比五胡十六国和春秋战国，历史线索过于复杂，而三国则比较简单明晰，人物多而每个人的事情丰富，所以有利于传播。

2.蜀汉正统的历史叙事的形成

也是历史上的五胡乱华和靖康之耻，影响了民间记忆里的三国图景。正是这样的外患，让偏安江南的汉族政权在蜀汉身上找到了共鸣，进而尊奉蜀汉为正统。

而在贵族忙于权力斗争，醉生梦死的时候，士大夫和百姓需要有人站出来，领导他们抗击侵略，重振民风。而当年退居西蜀，政治清廉，赏罚分明的蜀汉政权，得到了众多文人的怀念：诸葛亮以较小的蜀汉北伐曹魏，立志收复中原，这种大卫与歌利亚的悲壮搏斗，很容易引发东晋士人的同感。东晋史学家习凿齿，甚至书写了第一部以蜀汉为正统的三国史《汉晋春秋》，给予了蜀汉君臣较高的评价。《汉晋春秋》论道：“三国之时，蜀以宗室为正，魏武虽受汉禅晋，尚为篡逆。皇晋宜越魏继汉，不应以魏后为三恪”，曹操甚至被赶出了中国正统皇帝的序列。

而大量出现的民间传奇，小说也开始塑造蜀汉君臣的忠义形象，诋毁曹操，根据论文《曹操形象三次贬值》，比如裴松之注释中有大量《曹瞒传》的内容，《曹瞒传》为吴人所撰，对操多有诋毁之辞，如其云：“太祖少好飞鹰走狗，游荡无度，为人佻易无威重，好音乐，倡优在侧，常以日达夕，诸将有计画胜出己者，遂以法诛之。”几乎把曹操说得一无是处。东晋南朝的贬曹，对文学和文化的发展也起到导向作用。如刘义庆著《世说新语》，对曹操父子多有贬损，除《七步诗》之外，《世说新语》还记载了曹操、曹丕父子争夺甄氏等事。

五胡入侵

此外，曹魏的地理位置与被胡族占领的北方重合，而且和曹魏一样，给南中国制造了巨大的军事压力，大批流离于江南的中原民众对北魏政权心存不满，北魏的尊曹也导致东晋人把曹操作为异类加以贬低，加之东吴本土久已存在的反曹传统，致使贬抑曹氏的潮流渐成气候。

朱熹从理论层面论述了三国中蜀汉的正统性

宋代是中国民间文学异常发达繁荣的时代，但也是另一个内忧外患的时代。特别是两宋重蹈了两晋的覆辙，“衣冠南渡”以“靖康之变”的形式重演。这不得不激发汉人的忧患意识与民族主义情绪。在这样的情况下，宋人对于三国正统性的定位再次出现了改变，南宋的官方与民间，纷纷以蜀汉为正统政权：朱熹所做的《资治通鉴纲目》，就认为北宋时诸儒生认为宋太祖从孤儿寡母手中夺取江山，取代后周，如同曹丕夺取政权；但是南宋的局势非常类似于蜀汉，在金朝，元朝压力下求生存的南宋，处境非常类似于蜀汉。所以在意见领袖的引导下，南宋的官方言论开始尊奉蜀汉为正统，每当南宋主战派在朝野舆论中占据优势时，他们往往引用三国时代的历史，用蜀汉，孙吴乃至战国时代抗击北方秦国的楚国自比，来振奋民心，激励士气，来论证北伐中原的合理性与合法性。虽然南宋最终亡于蒙元，但尊蜀汉为正统一直为后来的各王朝所继承。

3.普遍受到外族入侵影响的民间叙事

三国的民间记忆出现了从曹到刘的转折，这是孤例还是具有普遍性的呢？其实很明显是具有普遍性的。很多民间的历史记忆，都受到了外族入侵的影响。所以蜀汉正统论，天生的利用了民间心理和集体情绪，有利于传播。

新的三国鼎立时代

其实中国民间文学中，不缺乏民族战争的题材。从宋代开始，东亚大陆中原王朝独大的局面开始受到挑战，新崛起的辽金元，不同于以往的突厥和匈奴，他们开始高度汉化，并且在汉化之后，也以中原正统自居，建立了中原王朝式的政权，东亚大陆出现了新形势的南北朝，而且北朝在技术和文化上在向中原证券对标。所以在这些政权统治时期，反映胡汉战争的民间文学被各种扭曲：比如反应王昭君和亲的《汉宫秋》就扭曲了史实，将汉元帝时代的“汉强胡弱”，汉朝操纵匈奴内政，扭曲为文本中的“胡强汉弱”，连汉帝也身不由己，不得不将心爱的女人送给外族首领求和。

孟获

至于三国演义中著名的七擒七纵孟获，只是在汉晋春秋中有简单提及，后来的《滇元纪略》反而有鼻子有脸的指出了七个作战地点，后来的史书比前代的史书更丰富，显然是有问题的，只能说明这是一个民间集体发明历史，创造民族记忆的过程。在历史上，南中其实直到蜀汉灭亡都叛服不定，比如《三国志·蜀书·张嶷传》记载：“越巂郡自丞相亮讨高定之后，叟夷数反，杀太守龚禄，焦璜，是后太守不敢之郡，只住安定县，去郡八百馀里，其郡徒有名而已”，这也是为什么即使蜀汉有人要前往南中建立流亡政府继续抵抗但都不被认可的原因。而孟获传说极度丰富的宋代，就是民族矛盾异常激烈的年代，关于诸葛亮平南南中，发明馒头的典故，来源于汉人因为战场失败而生发的想象性历史。

根据论文《为什么这些历史小说没有三国演义成功》的分析，关于宋代名将的民间文学作品，比如杨家将，岳家军等亦被改的面目全非，严重背离基本史实；到了大兴文字狱的清代，岳飞则被雍正请出武庙。乾隆更是有选择性的强调岳飞的忠诚，他的《岳武穆论》通过强调君臣名分来消解岳飞的反抗精神；清代中后期独尊三国时代蜀汉名将关羽为武神，其实是满清统治者通过打压岳飞的方式，抬高了关羽。

得益于内容，三国演义在清代没有被打压

相比之下，三国演义的源头《三国志》写的是汉民族内战。所以在外族统治的朝代里，在少数民族统治者统治环境的传播里，受到的阻力小于宋代的名将传奇。清朝建国时，一些满族将领甚至将“七分实，三分虚”的《三国演义》作为指导行军作战的兵书。可见清朝统治者对于反应汉民族内战的三国史并不十分忌讳，甚至提倡。

总而言之，从五胡乱华到元清征服，相对于汉族的“他者”，来自北方的侵略者，一次次地强化了汉人对于偏安南方，但是立志北伐的蜀汉政权的认同感。特别是当历史进入公元后的第1个千年，也就是从宋代开始，汉民族政权日益受到少数民族强权的颠覆性挑战，盛唐时代大气磅礴，海纳百川的胸怀开始收紧，正如谢和耐在《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所提到，在唐宋变革中，汉族由一个秩序严谨，尚武好战的民族，变成了一个保守，精致，风雅而敏感的民族。这一心理特点形成的外在因素，正是来自外族的挑战。这种心态其实也被游牧征服者们所利用，清代官方对于关羽的拔高，正是有此用心。

风雅的宋代

换一个角度思考，认同尊刘贬曹的《三国演义》，其实继承了东晋，南朝，南宋，元清征服时代汉民族面对北方强敌憎恨但又难以取胜的受害者抗拒心理。清末开始，中国各民族开始遭受西方列强的挑战；无论是慈禧出逃，还是抗战时以武汉，重庆为陪都，都不禁让人想起历史上的衣冠南渡与偏安政权。八年抗战激发的强烈民族情绪，其实一定程度上是古代民族情绪的延续和加强。

借一句著名的歌词：“不是英雄，怎么能不懂寂寞？”真正的英雄永远是寂寞的，因为他们的历史形象被文学形象所扭曲，人们记住的往往是文学形象而不是历史形象。而对于一个时代的历史记忆也是如此，人们记住的，往往是碎片化的历史流言：“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崇祯在煤山上吊自尽，这些流言类似于“下里巴人”，在传播上是成功的，但是在价值上必然比不过阳春白雪。

4.三国演义价值几何

之前炮轰易中天品三国的学者中，复旦大学教授葛红兵认为，三国演义之于中国人，有如荷马史诗之于希腊人，应该从中品出天地人的神韵。问题是，三国演义远远没有达到荷马史诗达到的高度。

在语体文风上，三国演义的语言偏向民间俚语，在思想观念上主张兴亡轮回论，将历史运动简单化为正邪对峙，善恶较量，显然是不符合真实历史情况；而脸谱化的三国人物，曹操奸关羽忠，显然属于刻板印象，属于福斯特小说理论中的扁平人物，而不是丰满的圆形人物。无论是荷马史诗还是有着史诗风格的《权利的游戏》，里面的人物都是人性丰富的圆形人物，所有人都是血迹斑斑，身负人命，但所有人除了异鬼或者恶魔，大部分英雄大都是有善良同情，畏惧或者恻隐的一面。真实的历史本应如此，人性是复杂的，善恶往往不分彼此，水乳交融，十分自然。

刻板印象有利于传播

因为人性本身是复杂的，动机是多元的，所以历史本身是可观的，不具备道德感，不存在绝对的善良与邪恶；只有历史叙事是主观的，不可避免地有个人情感。

三国演义虚实比例值得商榷

虽然三国演义的脸谱化人物和精彩的权谋，有利于在重视世俗关系和人祭关系的东亚儒家文化圈传播，但是这样的作品影响下的大众历史记忆，其实是不准确的。论及三国演义的真实性，往往是“三分虚，七分实”，但是这是一个很不负责任的定量分析，如何得出三分虚，作者得出的是印象式评价，没有精确的编码和计数，比如《七擒七纵》部分的描述，很显然大部分不见于《三国志》原文，几乎是一成实，九成虚。

所以相比于精彩的权谋和同宗相残的历史，还是看一看文明史进程更加重要。将三国放到文明史的聚光灯下，就会发现它没有那么重要；放到文学的角度看，其价值一定程度上是被三国文化的流行抬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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